Theatre History in the Pandemic (Week 1~3)
自從開始所謂的遠距教學（註：學校說不能使用「線上教學」等字眼，因為技術上而言我們沒有相關證照）已進入第四週，也意味著這學期已過了將近一半。這學期教的課依舊是戲劇發展史。
前幾天與系上同學在每週的線上 happy hour 時，談論到身為「老師」要如何應對疫情對學生帶來身體和心靈上的影響。某位同學提到，不自覺會感到罪惡，認為在如此艱辛的時刻，我們還在高談戲劇、藝術，並要求同學投入在此之中，是否太過強求。
或許，是啊。作為不合的學生，我已經好久沒有認真做自己的研究。即使每天都待在家，甚至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可以好好思考，卻提不起勁將想法化為文字（paper 的第一頁大概卡兩週半了吧）。焦慮二字可以概括這幾週所有的心情，其他大概就是各種的 inabilities 吧。於是給了自己一個近程的目標：只要好好的、健康的活著即可，每天將要回的 email 回掉，該備的課備一備，其他就隨緣吧。
想到班上大學生們何嘗不是如此。第二週的時候出了一個作業，要他們讀完指定劇本後寫一個兩百五十字的心得。其實應該不難，但是從他們的文字中卻看到滿滿的掙扎，大家很努力的展現專業，卻明顯可看出在約莫一百字過後，內容格式開始逐漸崩壞，最終草草作結。
原先課程規劃即是每個雙數週都是心得，單數週做一些有趣的討論。從facebook一些劇場教學的社團裡獲得一些靈感，決定第三週讓學生找一個喜歡的百老匯節目冊，分析主視覺設計，並討論此種設計效果比其他好的原因。
原先設想是大家都貼一張圖，並附上短短文字即可。沒想到死線當天查看，發現大家都寫了四五百字的文字，並且文字中充滿熱忱，甚至在當週上課時還額外花了半小時討論功課內容。
然後突然就想通了。很多人大概都和我一樣，不是沒有時間去做事，而是提不起勁。想當然爾這是無比正常的。比起心靜下來寫個學術文章，還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展現創造力和生產力。其他系上任課老師常說，學生的寫作能力太差了，一定要在我們教的這一堂、系上少數的理論必修課中，讓他們多多學習寫作。
是沒錯啦，不過這是一個三學期一學年的戲劇史課，學寫作的部分暫時留給另外兩個學期吧。
回到前幾天 happy hour 時的對話，另外幾位同學則說，其實在這個時期，讀書、讀劇本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，是少數可以沈浸在劇中的世界，暫時忘記疫情帶來的災害與焦慮。
非常同意並理解這種心情（然後下一秒我們同時笑倒在地，真是 nerdy 到無可救藥的一群人）。
想起這學期設計的課表，二十、二十一世紀戲劇，第一週是亞陶，第二週布萊希特，第三週貝克特。
安東寧亞陶一生受各類精神疾病折磨，與其他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的藝術家相同，為了反抗十九世紀末期的陳規舊矩，轉而用一種「感情上更真實」的方式，來體現人的思想與當時的社會現實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與戰後世界的殘破對亞陶的影響很大，亞陶反對理性與寫實的描述，轉而追求毀滅性的創造，透過暴力、血腥、痛苦等身體的折磨，讓精神到達癲狂，逼迫人面對「真實」的自我，揭穿一切假象、謊言、怯弱、虛偽，並誠實的面對自己與世界。
這是這學期第一堂課，指地閱讀為一篇非常短的劇本 Spurt of Blood 。我很喜歡用這個劇本開始這學期，象徵我們終於結束所有前代的「經典」，正式進入理性已經無所用的「當代」。（同時順便把熱愛莎士比亞的學生嚇歪，用血與暴力，一頭霧水的迎接風光明媚的 spring quarter。）
第二週是布萊希特，指定劇本為《屠宰場的聖女貞德》 Saint Joan of the Stockyards。布萊希特著重於劇場的社會意義，認為比起讓觀眾沈溺於劇情與人物的情緒當中，適時的打破劇場幻象更引人深省。之所以選擇這個劇本，而非更有名的《勇氣媽媽》、《四川好人》等，僅是因為戲中場景為 1920、30 年代的芝加哥，內容探討資本主義對於勞工的壓榨，以及宗教團體的腐化。仔細想想，和現在的美國並無太大差別。
在戲裡，貞德的形象讓我想起希臘悲劇中的安蒂岡尼（即使布萊希特最反對的就是亞里斯多德所概括的希臘悲劇）。和安蒂岡尼一樣，貞德也算是某種「明知山有虎，卻向虎山行」，認為只要是對的事，即使終將導致毀滅，還是必須去做（真是的）。《安蒂岡尼》講的是個人 vs 國家政府，而《屠宰場的聖女貞德》同樣也著重於個人 vs 體制的無力。
想起最近美國很多地區都出現 anti-stay-at-home-order 的抗議，旗幟上寫著 “we do not want communism”、 “My Life My Risk My Freedom”、 “Freedom over fear”、 “The media is the virus”（還有無數支持川普的宣傳品），然後就產生了這一幕，healthcare workers 和抗議者對峙的場景。
布萊希特在二戰時逃離德國、流放海外，很大的原因即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奉行。當然，馬克思主義不等於共產主義，也不等於列寧主義或社會主義，時空背景不同所代表的意涵也不相同。不自由毋寧死，好一個美國式的說法。或許吧，然而個人的自由卻建立在別人生命的不自由之上，這還是所謂美國精神嗎？
回到《屠宰場的聖女貞德》，想起劇中無能為力的屠宰廠工人，然後又想起抗議的人，許多都是因為生意而必須上街頭，瞬時感到矛盾與無奈。貞德面對的不僅僅是屠宰場的老闆、主人，而是整個社會體制的壓迫，談到美國，川普也不是最大的敵人，而是塑造出川普的整個社會氛圍。去年修了一堂十九世紀美國戲劇的課，老師（美國中年白人男性）說，美國是沒有歷史的國家，建立於虛幻之上（illusions），因此人民渴望一號「人物」，時時刻刻提醒並重生美國的好、偉大和無可取代性，用自信抹殺所有的不確定和歷史的漏洞，因此川普這個角色就被塑造出來了。（*一切經過摘要與重新解讀，不代表任何人立場）
緊接著布萊希特之後，是貝克特的《等待果陀》。貝克特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與其他荒謬主義者相同，認為生命等存在毫無意義、充滿矛盾的，並為失序的狀態，如同卡繆引述的薛西弗斯神話，不斷的把巨石滾上山，又再讓它落下，日復一日不斷重複。劇中的角色經歷思緒的斷裂、記憶喪失，等待著不知為何的「果陀」，像是一個圈，事件角色無限巡迴。
貝克特在另一個文章中提到，習慣是不斷重複做著一些事，即使不確定做這些事的原因和意義，而生命就像是一個「習慣」，呼吸也是習慣。活著僅是一種習慣，而非有任何特定的意義存在。
很多人覺得貝克特無比悲觀，然而在和學生的討論之中，談到了創造的可能性。貝克特在二戰前使用英文創作，而戰後使用法文（*愛爾蘭長大並在法國多年），他認為只有透過遠離英國文學形式上的禁錮，才可以找到嶄新的書寫方法，來敘述新的世界。卡繆也說，要應對無意義的世界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「接納」它的無意義。
在疫情當中，我們何嘗不是在等待果陀，等待結束的一日，只是場景從貝克特的「一棵樹、一條鄉村小徑」，變成「家裡、房間」，而生活也成為一種習慣，日復一日不見有何改變。
對於亞陶、布萊希特和貝克特，他們都經歷了二十世紀不同的災難時刻，而痛苦也在他們的身上、心裡與作品中留下痕跡。世界經歷不同程度的毀滅，人類得到很多卻也喪失更多，唯一不變的是，他們仍保有創造力。從他們的劇作和理論中，藝術不是完美的，藝術不是一切的解答，更不是可以逃離現實的世外桃源，而是某種「接納」的態度，與回應社會的媒介。
第四週，也就是本週，課程離開經典的二十世紀歐洲戲劇巨匠，來讀 Princess Pocahontas and the Blue Spots，關於原住民、我很喜歡卻從來沒真正讀懂的劇本。談到定居殖民主義、殖民者如何透過控制女性、身體和語言來控制原住民的土地、基督教和天主教受洗對原住民族群的影響等。劇本談論的不僅是十五、十六世紀的殖民者和風中奇緣的寶嘉康蒂，而是殖民對於原住民族群持續不斷的影響。
光 2016 年，美國就有五千多位原住民女性失蹤或被謀殺，而二十世紀初到末期，無數的原住民兒童被送入「印地安人寄宿學校」，亦或是強制被白人夫婦領養，以便達到教化（或者說是再教育）的目的。這不是天方夜譚或是歷史，而是我們所有人的「現實」。
藝術並非全能，但透過藝術，可以凝聚並激發改變的力量。
以往，學生總是忙於各種活動企劃、演出製作、打工等，這學期不一樣了，大家都得要關在家裡面對自己，對於我來說也是如此。和自己相處很難，要看清自己的心、釐清思緒更難，但既然有這個機會，是時候好好思考一些總被閒置的問題。
這些作品、劇作家詢問的，從非「藝術是什麼」，而是「藝術可以做什麼」。像貝克特所說，如果世界是沒有意義的，那就停止去賦予它意義，而是藉由不同方式、各種管道，探索其可能性，希望疫情結束之後，我們更知道自己「可以做什麼」、「該做什麼」。
可惡，我好像還是太 nerdy 了。
xx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