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 Aunt Jemima 品牌談 Blackface 和 Black Minstrelsy
近日，種族議題在美國又再度引發各方爭議，除了關於歷史創傷、警民衝突與社經不平等等已存在許久的制度結構性問題的討論，極多帶有種族歧視歷史或意涵的意象也被重新登上檯面。其中，Aunt Jemima 這個美國家喻戶曉的百年早餐品牌（主力商品為鬆餅粉、糖漿等），也在這一波 BLM 運動當中，由公司桂格（母公司百事可樂）宣布轉型、重新定位品牌形象。
消息一出，各種聲音評論攻佔各大新聞與社群平台，許多人支持並讚賞桂格作為企業對平權的支持和努力，但也有為數不少的消費者批評此舉為「蹭熱度」、「過度解釋」、「白左的虛偽」等。
這一兩天在臉書上，也出現一些對於此品牌的討論，而看到最多的評論其實是認為種族議題已被「無限上綱」，而原先對 BLM 本身無感的台灣人，也開始對運動感到反感。在幾篇臉書粉專發表關於 BLM 的文章中，多批評現在有太多「正義魔人」、「政治正確糾察隊」，以及「政治正確無限上綱」的行徑，並以 Aunt Jemima 的品牌重整為例，稱其標誌經過百年發展修正，以不帶有貶低意味，只是平凡親切的黑人女性。
對於黑人民權運動與歷史，我並非專家也沒有很深的理解，因此沒有自信能夠完整準確的談論此議題，然而身為劇場、表演研究的菜鳥學者，我想談談 Aunt Jemima 形象背後的 black minstrelsy (black minstrel show) 和 blackface minstrelsy，一種廣泛流行於 19 世紀美國的表演型態，又譯為黑人（臉）走唱秀、黑人（臉）綜藝秀等。
Minstrelsy 是在美國南北戰爭（1861–5）前後產生的一種新的多樣化表演形式，內容包含綜藝類的表演、喜劇短劇、雜技、舞蹈和音樂演出等，而「主角」則大多為非裔男性（*女性佔少數）。劇中的非裔角色常被塑造成滑稽、樂天知命，但愚笨、無知、懶惰成性，主要的笑果也都由此而生。
除了角色建立於種族刻板印象之外，此種演出的另一個重點為，絕大多數的非裔角色皆由白人將臉部塗黑扮裝而成，因此被稱為「黑臉」表演。簡單來說，minstrel show 就是當時由白人設計、白人扮演、為了白人觀眾的特殊演出型態，中期開始才有黑人演出者登上舞台。從 19 世紀中期一直到 1910 年代，有許多的專業團隊從事這類型表演，而業餘團隊一直到 1960、70 年代各項平權運動相繼而出，才逐漸消失。
這類建立於種族刻板印象、歧視的喜劇性演出都有一個特色，也就是之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存在於不同劇目共通的角色原型（archetype）和定型角色（stock characters），包含莎士比亞喜劇中的小丑，以及義大利即興喜劇裡大多的角色。前者的角色概念超越單一劇目的劇情和主題，雖然外貌和設定會隨著戲劇背景改變，但背後的象徵和意義卻始終如一，而後者更是擁有專屬且固定、通常是平面單一的性格。這類角色通常具有特定功能性、存在目的。Aunt Jemima 正是來自於黑臉走唱秀的一種原型、定型角色。
Aunt Jemima 為典型的黑人媽媽角色（*Aunt 常被用於指稱受奴役的年長黑人女性），首次出現在 1864 年華盛頓特區的演出舞台。1875年，非裔走唱秀演員 Billy Kersands 寫了以此為名的 “Old Aunt Jemima”，自此之後，Aunt Jemima 的黑人媽媽形象更廣為流傳，而 Chris L. Rutt 也受其啟發，將與朋友於 1888 年購入的麵粉品牌取名為 Aunt Jemima。
儘管這個角色在南北戰爭結束二十年之後才首次出現，她在演出中的形象、衣著、使用的方言，皆展現出了於南方種植園（plantation）工作的「快樂奴隸」形象。這種理想化奴隸制度和種植園生活的角色，對廢除奴隸制度和提倡平權的社會，無疑是非常大的阻礙及打擊。
Aunt Jemima 在 19 世紀末、20 世紀初期，聘請 Nancy Green 擔任 Aunt Jemima 的角色宣傳品牌，這也可為品牌首次脫離想像中的黑人奴隸媽媽形象，由真實的非裔女性扮演。即使 Nancy Green 扮演的依舊是帶有種族刻板印象的角色，但許多人認為她的形象和身份，對於黑人權益和身份自主有極大的意義。不過 UCLA 的學者 Patricia A. Turner 也曾在研究中提到，並無證據證明 Green 因為扮演這個角色有任何獲益，有更多人指出他身邊的人從未發現他的角色，而 Green 一直作為家庭女傭工作直到 1923 年車禍去世。
Nancy Green 所扮演的 Aunt Jemima 角色深植人心，而品牌公司也為其虛構出一個完整的家庭背景及生命故事，讓角色更加完整。自此之後的百年間，有多位黑人女性扮演 Aunt Jemima 並擔任品牌形象代言人。（品牌歷史維基百科寫得很詳細，就不再贅述。）
不難看出，擁有此品牌的公司在每個年代皆嘗試重新定位、改良品牌形象，期望逐漸脫離 Aunt Jemima 和其種族歧視的根源。所以問題到底在哪裡？為何在將近 140 年之後，桂格仍然決定要打掉重練？
原因或許很單純，不管怎麼改，這個品牌形象，這位看起來笑容可掬的黑人女性，永遠背負了一段沈重的歷史。如同上述提及的， Aunt Jemima 的出現代表某種對南方種植園生活、黑人「媽媽形象」的懷念與浪漫想像，而這種想像卻完全建立於美國奴隸史之上，更是非裔族群痛苦的過往（與現實）。
在笑容滿面、溫暖、包容、順從的女傭、媽媽形象背後，黑人女性奴隸的工作除了打理主人生活，主要就是照顧白人雇主的小孩（*可參考電影 The Help）。在更加黑暗的歷史當中，黑人女性奴隸會在雇主女主人懷孕之後，遭到家中男性強暴懷孕，目的為和女主人同時生產，之後以哺乳女主人的小孩。更不用說白人男性雇主藉由使女性奴隸懷孕，產下更多的混血孩子（mulatto）作為家中的奴隸的例子。（*可參考 Langston Hughs 寫的劇本 Mulatto: Tragedy of the Deep South和 William Wells Brown 的 The Escape; or, A Leap for Freedom）
女性的身體是個戰場，所有的傷痕都被刻畫在身上，而性暴力更是佔據奴隸制度的中心位置。Aunt Jemima 作為一個角色或許沒有如此的創傷經驗，但我們無從得知所有真實存在於那個時空背景下的「Aunt Jemima 們」的故事。
或許有人會說，即使如此，都過這麼久、時代也不同了，現在包裝上的商標人物，已經不再是帶有貶低意涵的女傭、奴隸形象，而就單純是個笑容滿面的黑人大姐，難道就該被「政治正確」所扼殺嗎？
換個例子思考：在轉型正義的歷程中，打倒銅像、摘除壓迫的標語、拆除歧視的設施等都是一種實踐正義的方式，作用並非為將其從歷史記憶中刪除，而是藉由實際的行動，創造出更包容、事宜的環境給不同族群居住生活。沒有什麼事情是「單純」的，當我們將其從歷史情境中移出，單就看著現在的此刻，很容易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成為權力的共犯、加害者。遺忘使人屈服於權力之下。
非裔劇作家 Suzan-Lori Parks 寫的 The America Play 使用了 “the great hole of history” 作為主要意象，意指非裔歷史在美國歷史之中像是一個巨大的黑洞、坑洞，無人填補，也無從得知裡面到底有什麼。若是說 Aunt Jemima 這個品牌的奴隸背景和黑臉傳統已成「過去」，現在並無這層意涵，即是將這段歷史往洞裡一丟，讓真實存在過的歧視與苦痛終日不見天日。
比起 Aunt Jemima 的事件，反骨男孩近期模仿抬棺的影片討論度大概更高。詳細內容就不多敘述，主要爭議大多來自於影片中出演人員的「黑臉」裝扮。其實這類型爭議也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台灣，之前有某間高中和另一位 youtuber 身著納粹軍服受到諸多責罵。比較不同的是，納粹爭議幾乎毫無疑問的輿論一面倒，而此次反骨的事件擁護和批判者皆不佔少數，尤其是在許多台灣輿論批評 BLM 為「無限上綱」的情境下，指責反骨男孩行徑的網路鄉民多被貼上「政治正確魔人」、自以為正義的標籤。
事實上，不論正反，反骨男孩的演出大概多數人都認同為「不適當」、「有疑慮」，而反骨男孩的公司也發聲明強調並非歧視、承認影片有爭議。比較有趣的一點為，有位實踐力一百分的網友，直接透過網路聯繫黑人抬棺影片的公司，詢問他們的看法，而這個位於迦納的葬禮公司也很友善的回應，並不認為影片有任何不妥、非常有趣，並將影片分享在自己的 instagram。寫信的網友以此呼籲說「黑臉就是歧視」、「台灣人就是無知」的網友道歉。
（延伸閱讀：黑人抬棺團隊已回覆，之前無腦噴台灣人歧視無知的都給我進來道歉）
單就抬棺表演來看，所有的 parody 都是帶有戲謔性的模仿，因此時常陷入不同類型的爭議，嚴重的情形更須承擔法律責任。而抬棺影片本尊的背書，授予反骨的 parody 正當性，卻不等同於「黑臉表演」毫無問題、本該被接受。
歧視二字，本就帶有浮動性。文化不敏感、文化無知、文化成見等，即使程度較輕微，都可能被當作歧視。同樣的溫度，每個人的體驗和感受皆不同。像是迦納的公司可能覺得抬棺影片中的黑臉沒有問題、很有趣，球星戴維斯卻覺得「很噁心」。
毫無疑問，「黑臉」的演出型態歷史性而言帶有貶義，或許可以說不是每個把臉塗黑的模仿都是「黑臉」，尤其反骨男孩模仿的是來自迦納的影片，而黑臉演出主要發生在英美兩地，這也或許解答了為何迦納的本尊接受把臉塗黑的裝扮，而來自美國的戴維斯卻十分不悅。
每個演出的元素都是符號、帶有指涉性，即使創作者本身「沒有那個意思」，也不能忽視觀眾各種「可能的解讀」。也因此，在許多創作的課程中，第一步時常是教導創作者要知道自己的選擇（know your choice），並尊重、對非自身的文化與處境更有同理心。
Youtube 頻道「壞機車」的嗩吶作為黑人，也拍片探討了反骨男孩的事件，而反骨男孩也在抬棺影片下架後，上傳了邀請了嗩吶一起討論的影片，也算是非常有反骨風格的一種回應方式。
回到歐美的種族議題，其實除了黑臉外，黃臉（yellowface）演出也時常出現在十九、二十世紀的螢幕和舞台上，甚至曾有白人透過扮演亞洲人、戴辮子假髮和身著滿清官服，談論自身「來自遠東」的經歷而聲名大噪。
William Robinson 是一位魔術師，從小學習魔術，想靠此技藝吃飯，結果卻非常失敗。當時，中國有個受慈禧太后青睞的魔術師朱連魁，而其藝名為金林福（Ching Ling Foo)， Robinson 因此決定假扮成中國人，並將自己的「中文名」取為 Chung Ling Soo（程連蘇），藉此大賺一筆。當時歐洲絕大多數的人從未見過真的中國人，只從報紙裡看到「中國男人都綁辮子」、「官員身著滿清官服」，因此 Robinson 的裝扮從未被拆穿。有趣的是，之後 Robinson 作為程連蘇在歐洲以中國人的魔術聲名大噪，而本尊朱連魁也因技藝高強至歐洲巡演，後發現這位「假冒者」，於是拆穿 Robinson 的假面。然而，因緣際會之下，媒體最終認為程連蘇才是真的中國魔術師，朱連魁是假的（笑歪）。
除此之外，在 19 世紀美國黃臉（yellowface、白人扮裝成亞洲人）的演出也為數不少，劇中角色多為所謂角色原型或定型角色，把亞洲人（華人）塑造成貪心、膽小、奸巧、愚笨、愛計較等負面形象。像是 Henry Grimm 於 1879 年寫的劇本 Chinese Must Go，裡面的角色 Ah Choy、Lam Woo 等，即是建立在對華人的刻板印象之上。而大名鼎鼎的馬克吐溫所撰寫的 Ah Sin，也同樣如此，並皆為黃臉演出。其他電影中虛構的華人角色，像反派 Fu Manchu、Charlie Chan 等，也都為白人扮演。
近年來雖然充斥刻板形象的黑臉、黃臉演出已逐漸從舞台、螢幕上消失，然而好萊塢電影中依舊可見由白人演員扮演其他族裔的角色，例子多不勝數就不再贅述。
Aunt Jemima 的品牌重新定位，乍看或許只與黑人的權益相關，不過黑臉的消失，代表群體對於種族議題更深的理解，也許能加速帶動黃臉等其他帶有種族刻板印象的品牌轉型。
之所以寫這篇文章，主要是因為這幾日看到台灣許多對 BLM 批判的文章，並以 Aunt Jemima 和黑臉演出為例，認為這場運動已「無限上綱」、「矯枉過正」。不可否認，運動本身必有不同政治勢力介入，而其中的參與者彼此的目標和認同也不盡相同，也因此有諸多問題在過程中產生。如同前面所述，我對於 BLM、黑人民權平權運動，以及美國歷史了解不算深，所以選擇著重討論「舞台」、「表演」等面向。一些在網路上閱讀到關於 Aunt Jemima 起源和發展的文章，僅有稍微提到黑臉演出，並以「以前發生過的歧視」草草帶過，在簡化表演歷史和跳脫歷史時空的論述之下，讀者很容易會直觀地將 Aunt Jemima 的轉型解讀為太誇張、沒有必要、矯枉過正等。
另外，最近嬌生宣布停售亞洲區美白產品，在一些網路論壇（ptt、dcard）有不少討論。許多人表示惋惜，也有不少人表示氣憤，批評政治正確的可怕、嬌生忽視亞洲消費者的權益，同時更看到很多表示「美國的事情關亞洲什麼事」。（*嬌生為美國企業）
對此我大膽猜測，比起完全停售，嬌生大概會採取品牌重新定位，將「美白」（skin-whitening）改為 skin-toning、brightening、correcting 等單詞，消費者大概是不太需要擔心以後再也買不到那些產品。
而「美國的事情關亞洲什麼事」，沒錯，美國本位的思考已經滲透各面向，確實必須被檢視，從事種族和文化研究的大多學者在近年來也努力嘗試遠離西方、去中心的論述。
不過換個方式想，作為台灣人、亞洲人，我們有時也會期望別的國家的民眾稍微「認識」我們、知道我們的文化、政治和生活，而不是每次都把我們當做 Thailand 然後拒絕理解。我們可以不關心 BLM，但若談論相關議題，必須更加警慎、尊重，避免簡化、單純化問題。
最後，權益和權利並非是一塊大餅，別人多吃一塊我就少一塊。
